历史上的游牧民族，是逐草而生；现代服装制造业，则是逐资源而生。服装行业作为传统制造业之一，具有市场化程度较高、行业竞争充分等特征。在纺织服装业，买方市场的消费者行为和结构都不会发生本质变化。这就意味着追求价廉物美的服装将是一个长远的、可持续的需求。
服装价值链是购买者驱动型的，即大型的服装零售商、品牌营销商、品牌制造商是服装价值链的领导厂商。他们构建营销网络的同时，在全球配置服装生产网络，并通过订单的全球化推动生产的全球化。他们控制服装价值链中增值率高、利润份额多的设计、品牌、营销环节，而把增值率低、利润份额少的加工环节配置在劳动力密集、工资低廉的国家和地区。而当下，中国服装制造业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而资本永远在追逐利润，他们已经适应了“候鸟式”的生活，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产业转移早已成为国内外服装品牌的习惯性选择。
1、用工荒用工贵 中国服装制造业压力重重
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正在逐渐失去优势，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里工资最高的国家。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工厂聚集地，一直以来最吸引外资的便是廉价的劳动力，传统的“三来一补”贸易方式，在中国完成的也仅仅是人力加工。而伴随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退，招工难、用工贵是近几年一直困扰纺织服装企业的老毛病，也逐渐成为整个中国制造业面临的难题。再加上人民币连续保持小幅升值态势，我国原有的优势已明显减退，内资和外资企业均在面临炙烤。从出口来说，中国纺织服装只是个“近黄昏”的行业。
而转型升级就是要有新模式、新途径，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虽然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也付出了过大的能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代价。在信息技术发展的时代，中国没有时间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各方面数据表明，中国服装服装业除环境和成本之外，还面临诸多问题，总体产能过剩；同质化商品竞争十分严重；获利能力严重下滑；市场需求增长放缓，企业发展速度大幅减速等。重重压力下，服装制造企业不得不寻找更适宜的“生存环境”。
2、服装制造移战东南亚和生产线迁回正成趋势
2012年，阿迪达斯公司宣布，将关闭其位于中国苏州工业园的唯一一家在华自有工厂。在中国逗留数年之后，像候鸟一样四处迁徙的阿迪达斯工厂，终于要和中国说再见了。但与同行相比，阿迪达斯已然算动作慢的，其竞争对手耐克，早在2009年就关闭了位于江苏太仓的在华唯一鞋厂，而Clarks、K-Swiss、Bakers等国际鞋业巨头也早已纷纷增设在越南、印尼的生产线。
过去，欧美的制造企业将工厂从欧美搬到人力更密集、成本更低的国家，比如中国。而现在，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地区比如越南、印尼、孟加拉正在按照原来的轨迹，引导着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方向。近年来，东南亚新服装厂数量逐步增加，推动了其服装出口增长，与此同时，东南亚的服装设备和原材料进口也在逐年增加。除了孟加拉国和越南等公认的服装业中心外，新玩家加入服装游戏的时机已经成熟：缅甸、海地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希望重振这个曾经欣欣向荣的行业，甚至完全从零开始发展服装业。最近几年，越南和印度纺织服装出口增速，均高过全球及中国的平均增速。虽然，东南亚国家劳动力成本上涨、发电量不足、基础设施短缺以及法律和土地制度不完备，都是制约服装企业发展的问题，但政策和成本诱惑还是鼓励着服企前仆后继。
而另一方面，国际品牌在向东南亚国家转移产能的同时，不少时装品牌也在本土周边发掘合适的供应商，西欧周边不少国家正成为新的时装制造中心。并且在制造业自动化生产的浪潮之下，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在生产线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一种从低工资生产者向高端生产商转变的趋势正在形成。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将生产线迁回正成为一种趋势。
3、转变思维 中国服企需增大影响力
面对前后夹击，中国服装制造业该何去何从？不可否认，中国制造业仍然具备强大优势，中国在3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积累的制造业产业链以及劳动力素质仍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尽管有一部分企业转战至东南亚国家，但这些企业也必然会遇到产业链条重构的压力。事实上，这些已经转战的企业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形成了很难完全切割的关系。企业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从未来的上下游关系来看，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中国制造业这个大体系。考虑到这一因素，我们有必要通过将现有产业链条甚至生产网络对外扩张，逐步转变中国制造业在未来国际产业分工中的被动状态，进一步增加对企业的影响力，促使中国制造业向国外发展。同时，这对中国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将推动中国的产业提升和经济转型，使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转为以内需为主，从而减少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
